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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ey 今年二十岁，住在加州北部的小城 Chico，在 Walmart 替网购顾客挑商品，时薪十八美元，一年税前三万七千美元——在加州刚够自己活着。她和母亲一起，住在自己从小长大的房子里。

　　Chico 是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离旧金山三小时车程。这里是那种典型的美国小镇——独栋房子、草坪、两辆车的车库，孩子们在街上骑自行车长大。

　　Kaley 家所在的那条街是一条 cul-de-sac（死胡同）——只有一个入口，走到底是一个圆形的回转区，再回不去，必须原路返回。整条街只有十几户人家，一天的过路车不超过二十辆。非常安静，非常封闭。

　　她从 YouTube 开始。不需要账号就可以看，打开手机，点进去，视频自己播下一个。八岁的时候她想要自己的频道，但 YouTube 要求用户满 13 岁。她填了一个假生日。平台没有做任何验证。

　　从那以后她开始上传自己的视频。到十岁之前，她传了 240 个。但大多数视频几乎没人看。她想了一个办法：注册了 9 个假账号，用这些账号给自己的视频点赞、写评论。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在做运营了。

　　九岁她开了 Instagram。这打开了另一扇门。每一条通知——谁赞了她，谁评论了她，谁关注了她——都让她感受到一阵冲击。她在法庭上用的词是rush。上课的时候她跑去洗手间查手机。回到教室坐不住，满脑子想的是有没有人给她点赞。晚上躺在床上刷到凌晨。有一天她在 Instagram 上待了超过 16 个小时。

　　我觉得我想一直在上面，她后来在法庭上说。如果不在上面，我就觉得自己要错过什么。

　　她开始大量使用 Instagram 的美颜滤镜——磨皮、瘦脸、放大眼睛。滤镜里的自己和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不像同一个人。她不停地，不停地发，不停地等待别人的反应。赞多了她开心，赞少了她觉得自己丑，不该发那张照片。

　　她妈妈 Karen Glenn 试过各种办法。装过第三方屏蔽软件，设过使用时间限制，直接没收过手机。每次手机被拿走，Kaley 就尖叫、哭泣、崩溃。她们之间大部分的争吵都是关于那部手机。

　　到了十几岁，她被诊断出焦虑、抑郁和身体意象障碍（body dysmorphia）——一种持续性地觉得自己的外貌有严重缺陷的心理状态。

　　2023 年，Kaley 十七岁。她和母亲 Karen Glenn 一起，把 Meta、Google、TikTok 和 Snap 告上了法庭。她说这些公司故意把产品设计成让人上瘾的样子，而她从六岁起就是这些产品的用户。她们不需要为这场诉讼付一分钱——有人愿意替她们付，原因后面会讲到。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案件最终会被选为一万多起类似诉讼中的领头羊——在美国法律制度中，这意味着她一个人的判决结果，将影响数万乃至百万人的命运。

　　她也不知道的是，在她之前，二十年来，数百起针对社交媒体公司的诉讼全部失败了。她把诉状递进法院的那一天，走进的是一座从未被攻破过的堡垒。

　　1995 年，当时有两家业务类似的互联网公司，遭遇了类似的指控，但命运完全相反。

　　第一家叫 CompuServe，一个拨号上网时代的在线论坛。有人在 CompuServe 的论坛里发了诽谤内容，被诽谤者告了 CompuServe。法院判 CompuServe 不用负责——理由是它只是一个分发者，类似书店。书店不审查每本书的内容，所以不该为书里的诽谤担责。CompuServe 不管用户发什么，它是安全的。

　　第二家叫 Prodigy，CompuServe 的竞争对手。Prodigy 比 CompuServe 多做了一件事：它主动审核用户内容，设了版规和过滤系统。结果有人在 Prodigy 论坛上发了诽谤帖子，被告上法庭。法院判 Prodigy 要负责——理由恰恰是因为它管了。既然你选择了编辑和筛选内容，你就不再是书店，你是出版社。

　　在美国的侵权法体系中，出版者要为自己出版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报纸登了诽谤文章，报纸可以被告；出版社出了一本造成伤害的书，出版社可以被告。书店不行，因为书店不筛选内容。Prodigy 筛选了，它就变成了出版者。

　　两个判决放在一起，制造了一个荒谬的激励结构：你什么都不管，没事；你试着管一管，反而有罪。 对任何在线服务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彻底放弃内容审核。

　　国会看到了这个问题。1996 年，加州共和党众议员 Chris Cox 和俄勒冈州众议员 Ron Wyden 联合推动了 Section 230。这个条款的核心是两个小节。

　　第一个，(c)(1)，原文说的是：任何互动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因另一信息内容提供者所发布的信息而被视为出版者或发言者（shall not be treated as the publisher or speaker）。翻译成人话：用户在你平台上说的话，法律上不算你说的。

　　第二个，(c)(2)，说的是：如果你出于善意对有害内容进行了限制或删除，你不会因此承担责任。翻译成人话：你管了也没事，不会因为管了就变成出版者。

　　这两句线 年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它写出来的时候，互联网平台指的是 CompuServe 和 Prodigy 这样的拨号论坛，用户至多以百万计。没有人预见到，同样的两句话会被用来保护拥有三十亿月活用户、通过推荐算法主动决定每个人看到什么内容的公司。

　　而且 Section 230 不是科技公司唯一的盾牌。它后面还有一层更厚的——第一修正案。即使你绕过了 230，科技公司还可以主张：算法推荐是一种编辑判断，编辑判断属于，政府无权干涉。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各州试图通过立法来监管社交媒体时反复碰壁——加州的儿童安全法案被行业协会以第一修正案为由拿到了法院禁令。两层盾牌，一层法律条文，一层宪法，叠在一起几乎无法穿透。

　　从 1997 年到 2020 年代初，Section 230 挡掉了数百起诉讼。不管你告的是诽谤、仇恨言论、内容还是对青少年的伤害，平台的回答都是同一句话：那是用户发的内容，不是我们的责任。法院几乎每一次都接受了这个抗辩。

　　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发生连环，130 人死亡，其中一个是 Nohemi Gonzalez，23 岁的美国大学生，来自加州，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学习工业设计，那个学期她去巴黎交换学习。11 月 13 日晚上她和朋友在一家餐馆吃饭。她没有活过那个晚上。

　　她的家人起诉了 Google，论点不是 YouTube 上有 ISIS 的视频——他们知道 230 会挡掉这个——而是 YouTube 的推荐算法主动把 ISIS 的招募和宣传内容推送给容易被激进化的用户。平台不只是被动地托管了这些视频，它的算法在主动分发。

　　这个论点触及了 230 最关键的灰色地带：算法推荐到底是出版行为还是产品功能？ 如果是出版行为，230 保护它；如果是产品功能，230 管不着。

　　案件一路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2023 年，九个官有机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他们发现这个问题没法干净地回答。

　　算法推荐是一个同时涉及内容和行为的东西——它是一个产品功能，但这个功能作用于内容。如果你说算法推荐不受 230 保护，那搜索引擎的排序算法呢？网站的热门排行呢？任何一种自动化的内容组织方式都可能被起诉。

　　如果你说算法推荐受 230 保护，那平台就可以把任何东西推到任何人面前而不承担任何后果。每一种画线方式都会导致荒谬的结果。官们在口头辩论中讨论了很久，没有找到一条能让所有人接受的界线。

　　最终最高法院选择了不回答。它转向了同期审理的另一个案件——Twitter v. Taamneh，裁定 Gonzalez 家人依据的反恐法条款本身就站不住脚：平台与之间的关联太间接了，构不成协助和教唆。既然诉讼请求在反恐法层面就不成立，法院就不需要触碰 230 的问题了。案件被发回下级法院，实际上等于终结。

　　Gonzalez 一家等了八年。最高法院发回的那天，等于宣告了这条路的终结——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下级法院不会给出不同的答案。Nohemi Gonzalez 死于 2015 年，她的家人至今没有从任何科技公司那里得到过一分钱的赔偿。

　　其他路线也走不通。隐私法管的是你的数据被谁拿走——2019 年 FTC 因为 Cambridge Analytica 丑闻罚了 Facebook 50 亿美元，但 Facebook 付完钱，产品没改一个功能。反垄断法的核心衡量指标是价格，社交媒体对用户免费，一个免费的产品很难被论证为对消费者有害。立法路线更不用说——儿童在线安全法案（KOSA）在国会反复推进又反复搁浅，一碰到第一修正案的边界就停下来。

　　到 2021 年，局面看起来是封死的。法院不愿碰，国会推不动，监管罚不痛。科技公司在产品设计上享有的自由，几乎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约束。

　　但是，有没有另一条路？有没有可能，根本不需要回答算法推荐算不算出版这个问题，就能让科技公司承担责任？

　　Frances Haugen，Meta 的前产品经理，带着数万页内部文件离开了公司。她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会。

　　文件显示的东西很简单：Meta 自己做过研究，研究结论是 Instagram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害——特别是对女孩的身体意象——而公司选择了不公开这些研究，也没有据此修改产品。 内部通讯记录里，员工用了比任何外部批评者都更直接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产品在做什么。一份内部研究项目发现，经历过创伤和压力的孩子对平台成瘾的风险特别高，而家长监控措施的效果微乎其微。公司知道了这一切。产品照旧运行。

　　Haugen 的泄露在公共舆论层面是一颗炸弹——国会听证会、媒体头条、纪录片。但对于律师来说，它的意义更具体。在产品责任法中，你的产品有害和你明知产品有害仍然销售是两个不同等级的指控。前者可能让你赔偿损失，后者触发的是惩罚性赔偿——法院有权判你赔一笔远超实际损失的钱，目的是惩罚和震慑。Haugen 带出来的内部文件，让明知故犯这四个字有了证据支撑。

　　这在法律史上不是第一次发生。1990 年代的烟草诉讼走的是完全相同的路径——科学界花了几十年争论吸烟是否致癌，烟草公司用自己资助的研究把水搅浑。真正打破僵局的不是科学共识，是被泄露的内部文件证明公司自己的科学家早就确认了尼古丁的成瘾性和致癌性，而公司在公开场合持续否认。问题从吸烟是否有害变成了你是否在撒谎。后者不需要科学家回答，陪审团自己就能判断。

　　但光有弹药还不够。律师手里有了证明公司明知故犯的文件，可他们仍然过不了 Section 230 这一关。只要法院把社交媒体归类为出版者，230 就会挡掉所有诉讼。上一段讲的 Gonzalez 案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最高法院都不愿意碰这个问题。

　　律师需要的是另一条路。不是正面突破 230，而是让 230 变得不适用。

　　也是 2021 年。一个叫Lemmon v. Snap的案件，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拿到了判决。

　　故事发生在 2017 年。威斯康星州，三个男孩——Jason Davis，17 岁；Hunter Morby，17 岁；Landen Brown，20 岁——开车驶上了一条乡间公路。其中一个打开了 Snapchat 的速度滤镜——一个可以把你的实时车速叠加到照片上的功能。

　　Snapchat 会用各种方式奖励用户的成就，很多用户相信录下超过 100 英里时速的 snap 会获得某种平台奖励。车速飙到了 123 英里。几分钟后，车撞上了一棵树。三个人全部死亡。

　　死者的家属起诉了 Snap。地区法院照例以 Section 230 驳回——平台不为用户发布的内容负责。但家属上诉了。2021 年 5 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翻转了一审判决。法院的逻辑是：这个案件告的不是 Snap 发布了什么内容，告的是 Snap 设计了一个鼓励危险驾驶的产品功能。

　　速度滤镜是一个工程决策。它的存在与平台上任何用户发布的内容无关。原告追究的是 Snap 作为产品制造商的责任，不是它作为出版者的责任。Section 230 保护出版者，不保护制造商。

　　这个判决做了一件 Gonzalez 案没能做到的事：它绕开了算法推荐算不算出版这个让最高法院都头疼的问题。它根本不讨论内容。它说的是：你的产品有一个设计缺陷，这个缺陷和内容无关，所以 230 和这个案件无关。

　　这是一次分类学转换——把社交媒体从言论场所重新定义为工业产品。一旦它是产品，就适用产品责任法。而产品责任法在美国有极其成熟的判例体系——汽车缺陷、药品副作用、石棉致癌、阿片类药物成瘾，全都走过这条路。不需要发明任何新的法律理论，只需要让法院接受一个新的分类。

　　两个缺口叠加——Haugen 提供了公司明知故犯的证据，Lemmon 提供了绕过 Section 230 的法律路径——弹药加武器，齐了。

　　为什么是金钱？因为美国法律体系处理大规模侵权有一个机制叫bellwether trial——领头羊审判。当成千上万起类似案件涌入法院，法院不可能逐一审理。解决方案是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审。

　　判决结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不会自动决定其他案件的输赢——但它会告诉双方一个关键信息：如果所有案件都打下去，大概率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领头羊赢了，被告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在后续每一个案件中重复这个失败，要么坐到谈判桌前谈全局和解。

　　到 Haugen 泄露文件的时候，针对社交媒体公司的诉讼已经有超过一万起个人案件和近 800 起学区诉讼。如果最终达成全行业和解，总金额可能在数百亿美元。美国侵权律师的标准收费模式是胜诉酬金制——律师不向客户收取任何前期费用，败诉不收钱，胜诉或和解拿赔偿金额的 25%到 40%。

　　做一下算术：数百亿美元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这场诉讼的律师费池可能在50 到 150 亿美元之间。这是全美侵权律师行业当下最大的一块蛋糕。

　　如果你在 2022 年到 2023 年间在美国 Google 上搜索过social media harming my child之类的关键词，你会看到大量律所投放的广告——你的孩子是否因为社交媒体受到伤害？立即联系我们，免费咨询。

　　电视上有广告，社交媒体上也有广告——律所用社交媒体的广告系统来招募起诉社交媒体公司的原告，这个讽刺没有让任何人减速。有些律所甚至不做实质性的法律工作——它们的商业模式是纯粹的案件获取：签下尽可能多的原告，然后把案件转给有能力打仗的大律所，自己保留一笔介绍费或未来赔偿的分成。

　　胜诉酬金制意味着 Kaley 和她母亲不需要掏一分钱就能对抗两家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 她们没有资源雇佣律师，不需要——律师愿意自己垫付数年的时间和数千万美元的成本，赌的是最终的百分比回报。如果没有这个利润前景，没有律师会去碰这种案件。

　　Mark Lanier，德克萨斯州拉伯克人，本科在 Lipscomb 大学读的是圣经学。他差点去当牧师，最终选了法学院，理由是法学院让我可以同时做牧师和律师。1984 年从 Texas Tech 法学院毕业，1990 年创办了 The Lanier Law Firm。

　　2005 年，他代理一名遗孀起诉默克公司的 Vioxx 药害案——那是一种被证明增加心脏病风险的抗炎药，默克在明知风险的情况下继续销售——他赢了。

　　后来他打赢了强生滑石粉致癌案——21.1 亿美元的判决，强生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判决维持。

　　他还打过阿片类药物案——CVS、Walgreens 和 Walmart 因为过度分销止痛药被起诉，Lanier 是第一个让药房公司为阿片危机出庭受审的律师。他的职业生涯累计判决金额接近 200 亿美元。

　　同时，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休斯顿创办了 Lanier 神学图书馆，藏书超过 10 万册，每周给 700 多人上主日学课程。他还创办了基督教审判律师协会。

　　被告方的律师按小时计费——无论输赢，律师费都照付，资深合伙人每小时超过一千美元。Lanier 这边是胜诉酬金，输了血本无归。

　　这次的诉讼框架可以简单概括为：不告内容，告设计。 无限滚动是一个工程决策。自动播放是一个工程决策。美颜滤镜和通知系统的触发逻辑也是。这些决策的集合构成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有缺陷，缺陷对用户造成了伤害。整个案件被从出版法的领地搬到了产品责任法的领地——在后者的地盘上，230 管不着。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每个 App 都有滚动，每个视频平台都有自动播放——凭什么说这些东西是缺陷而不是功能？

　　原告律师的论证逻辑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有底部的信息流给你一个自然的停止点——你滑到底了，你需要做一个主动的决定才能继续。一个没有底部的信息流移除了这个决定点。你永远不需要选择继续，你只需要不选择停止。

　　这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前者把控制权留给用户，后者从用户手中取走了控制权。而移除停止点是一个工程决策，和用户在信息流里看到了什么内容完全无关——无论流里是猫的视频还是 ISIS 的招募帖，没有底部这件事本身就在延长使用时间。

　　通知系统的逻辑也一样：不是通知本身有害，而是通知的触发时机被算法优化过，专门在用户最可能回来的时刻推送，这是一种针对用户行为习惯的工程干预。

　　这个论点的力量在于它不需要证明内容有害。它说的是：产品的结构本身在改变用户的行为，而这种改变对未成年人尤其危险，因为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全。

　　举证门槛也选好了。在加州法律下，原告不需要证明社交媒体导致了其他人的问题——因果关系几乎不可能在心理健康领域被严格证明。他们只需要证明社交媒体是她伤害的实质性因素（substantial factor）。

　　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心理问题可能有十个来源，社交媒体只要是其中有分量的一个就够了。这个标准低到一个程度：陪审团可以根据常识做出判断。

　　选哪个案件做领头羊，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博弈。原告方和被告方各自提出候选案件，法官从中裁定。原告方想选证据最强、最能打动陪审团的；被告方想选因果关系最模糊、最容易归因于其他因素的。

　　她不是完美受害者。她的生活远比一个被社交媒体伤害的女孩这个叙事复杂得多。被告方手里握着大量素材，可以尝试论证她的问题不是社交媒体造成的。

　　但对原告方来说，这恰恰是选她的理由：如果连一个背景这么复杂的案件都能赢，信号就是——那些背景更干净的案件只会赢得更多。

　　反过来说，如果被告方认为 Kaley 是自己最好防守的战场，那么在这个战场上输掉的信号就更致命。你选了自认为最好打的仗，结果还是输了，那后面还有一万个仗在等着你。

　　2026 年 1 月底，洛杉矶市中心 Spring Street 法院。五男七女，十二个陪审员落座。审判开始。

　　有一件事需要先说明。Kaley是她的真实的名字，first name，但她的完整身份在法庭文件里是被匿名保护的。所有正式文书里，她被标识为三个首字母：K.G.M.。

　　整个审判七周里，陪审团和记者都知道坐在原告席上的是谁，但他们只能用首字母、或者她的律师团给她起的简称——Kaley——来称呼她。她的母亲 Karen Glenn 的名字没有被保护，作为共同原告，母亲的全名在文件里是公开的。

　　法官为 Kaley 做出匿名保护的决定，是出于一个直接的原因：这个案件要呈现的是一个女孩从童年到青春期最私密的甚至不堪的内容。法庭不希望一个案子一旦胜诉——或者败诉——就永远把一个二十岁年轻女性的这些经历和她的公开身份绑在一起。诉讼是一个人的战争，但诉讼不应该让这个人被这场战争定义终身。

　　但这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不对称。Mark Zuckerberg 的名字在每一份文件里都清楚写明。Adam Mosseri 的名字也是。Meta、Google、TikTok、Snap——全都用完整的法人名字出庭。只有这个案件的核心——那个从六岁开始被塑造的人——以三个字母的形式出现。

　　他告诉陪审团，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两家公司，它们设计了数字空间来改变孩子的大脑，而且是故意的。

　　他说被告的律师接下来会试图把这个小女孩和她的父母当作替罪羊，来转移他们自己建造的陷阱。

　　接下来的五周里，陪审团听到了工程师、精神科医生、成瘾专家的证词，看到了数千页内部文件。但真正定义这场审判的是几个人的出庭。

　　比如Adam Mosseri，Instagram 负责人，2 月 11 日出庭。他被问到 Instagram 是否让人成瘾。他的回答是：我认为区分临床成瘾和问题性使用是重要的。他承认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符合 Instagram 的商业利益，但他相信从长远来看，保护未成年人对利润和业务是有益的。他说 Instagram 后来禁止了推广整形手术的滤镜效果。

　　比如 Mark Zuckerberg，Meta CEO，2 月 18 日和 19 日出庭，作证大约八小时。这是他第一次就儿童安全问题面对陪审团。他之前在国会听证会上道过歉、作过证，但国会听证是表演——议员问尖锐的问题，CEO 给模糊的回答，没有后果。

　　陪审团审判不一样，这里有后果。全球第五富有的人坐在证人席上，面对十二个普通公民，被一个德克萨斯的牧师律师质问。

　　Lanier 问他：人们是否会因为一个产品令人上瘾而更多地使用它？Zuckerberg 回答：我不确定该怎么回答。我不认为这适用于这里。他说他相信一个基本假设——如果某个东西有价值，人们会更多地使用它，因为它对他们有用。

　　Lanier 又问：Meta 有没有把 13 岁以下的儿童当作目标用户？Zuckerberg 否认。然后 Lanier 调出了一份 2018 年 Instagram 内部演示文稿中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想在青少年中赢大，就必须在他们还是预青少年（tweens）的时候把他们拉进来。

　　巨大的画布上面，是 Kaley 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数百张。几乎每一张都使用了美颜滤镜——磨皮、瘦脸、放大眼睛。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段，正是她被诊断出身体意象障碍的同一时期。

　　Zuckerberg 坐在画布几米之外，Lanier 面对着他：一个不满 13 岁的女孩——你们自己规定的最低注册年龄——怎么能在你们的平台上发出这么多照片？你们的年龄验证做了什么？

　　公司明知产品有害，内部文件白纸黑字，CEO 在证人席上闪烁其词——但这并不足以确保胜利，Meta 的防线比这复杂得多，而且它从开庭第一天就展开了。

　　Meta 的律师 Paul Schmidt 来自 Covington & Burling 华盛顿办公室。这家所是华盛顿的老牌辩护律所，专长是在高风险产品诉讼里使用复杂性辩护（complexity defense）——不否认原告的伤害是真的，而是让陪审团看见这个伤害的成因有多么复杂，以至于没有哪一个单一被告能被指认为有分量的责任方。

　　Schmidt 的法庭风格和这套策略契合：他语速不快，声音不高，从不对证人咄咄逼人，整个人像一个在给陪审团上归因学课程的老师。他的攻击目标不是 Kaley 的痛苦是否真实——他一开始就承认那是真实的。他的攻击目标是加州产品责任法的一个关键门槛：substantial factor（实质性因素）。

　　没错，原告不需要证明社交媒体导致了Kaley 的问题，只需要证明它是有分量的一个来源。但有分量的边界在哪里？1991 年加州最高法院在 Mitchell v. Gonzales 案中给出的定义是对损害结果有非微不足道的贡献——一个模糊到足以让双方都觉得自己有话可说的标准。

　　如果一个原告同时面对十个痛苦来源，其中一个被指控的产品只占 5%的权重，它还算实质性吗？

　　Schmidt 要做的就是把 Kaley 人生里那九个其他来源全部摆到陪审团面前，让他们看完之后自己判断：社交媒体真的是其中有分量的那一个吗？还是只是第十个、边缘的、可替代的一个？

　　开庭陈述，面对陪审团，他开始翻 Kaley 的医疗记录，一页一页地翻，那里有着另一个 Kaley。

　　Kaley 三岁那年，她的父亲搬走了。此后他不再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剩下的是 Karen Glenn——一个独自抚养两个女儿的母亲，在 Chico 这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城里，在那条安静的死胡同尽头的房子里。

　　Lanier 在直接询问里展示的 Karen Glenn，是一个努力的母亲——给女儿办主题生日派对，带她去 Six Flags，想尽办法限制手机使用。那是第一个 Karen Glenn。

　　Schmidt 念了记录里的原文。他没有用自己的话转述，他要陪审团听到原文：大量的情感虐待和忽视的例子，包括长时间的冷暴力、频繁的辱骂——叫她笨、蠢——嘲笑她的声音。以及身体虐待，包括打原告。

　　Kaley 十三岁那年，她的姐姐自杀未遂，后来姐姐因为进食障碍住院——Schmidt 似乎想让陪审团认为，Kaley 的心理问题，是她家庭里普遍存在的。

　　Schmidt 还指出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在 Kaley 接受心理治疗的整个过程中，她的治疗师在临床记录里从未将社交媒体列为她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那些记录里反复出现的名词是家、母亲、姐姐、学校、同伴——不是 Instagram。

　　Schmidt 没有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只是把记录一页一页翻给陪审团看。

　　Meta 的论点到这里已经完整了——Schmidt 要陪审团接受的推论是：这个女孩的痛苦是真实的，但它来自家庭，不来自我们的产品。

　　在这个故事里，社交媒体不是痛苦的来源，是她在痛苦里伸手抓到的那个东西。她需要一个地方去，因为家不是那个地方。她需要有人看见她，Instagram 上的每一个点赞，是一个不在家里的人告诉她她存在。把这个指认为痛苦的原因，是颠倒了因果。

　　Google 的律师 Luis Li 来自 Wilson Sonsini，在这个案件里是代表 YouTube 和 Google 的首席审判律师。Li 在这场审判里的策略和 Schmidt 不同——他不怎么在情感层面和原告律师对抗，而是先把案件的法律分类重新打理一遍，让陪审团在开始讨论事实之前就已经对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判这个案子有了一个倾向。

　　他的论证策略是产品分类挑战。原告方的整个案件建立在一个前提上：YouTube 和 Instagram 属于同一类产品，都是社交媒体，都适用同样的缺陷认定框架。Li 要做的是把这个前提拆掉。

　　他在开庭陈述里说：YouTube 没有社交图谱，没有粉丝系统，没有公开点赞数，没有 Instagram 那种同伴比较的结构性压力。用户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是内容，不是其他用户。

　　一个只看烹饪教程、从不评论、从不上传的用户，和一个沉迷 Instagram 的用户，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体验里。把这两者塞进同一个法律类别，等于在说所有带屏幕的数字产品都适用同样的责任标准——那电视算不算？Netflix 算不算？

　　产品责任法一直有这样的先例。汽车诉讼里就认不同类型的车辆适用不同的缺陷标准——跑车的安全性预期不同于家用轿车，商用卡车不同于乘用车。Li 要陪审团相信 YouTube 之于 Instagram 就像货车之于跑车：表面都是有轮子的车，产品逻辑根本不同。

　　然后他指出，Kaley 在 YouTube 上的使用量随年龄增长持续下降。YouTube Shorts 上线后，她每天平均只看一分钟。Li 在结案陈词中说：这不是在重塑她的大脑。这是一个她十年前拿起来又放下了的玩具。

　　Meta 走的是归因稀释。它承认 Kaley 的痛苦是真的，但把这个痛苦的成因拆成十个来源，让陪审团自己在家庭虐待、父亲缺席、姐姐自杀未遂、校园霸凌、身体意象困扰、同伴关系紧张之间去找那个有分量的因素。赌的是陪审团找不到。

　　Google 的策略不一样——它不和 Meta 站在一起。Luis Li 的整个陈述方式都在传达一个信号：Instagram 或许有问题，但 YouTube 不一样，别把我们和它放进同一个类别判。如果 Meta 输了，Google 希望自己那时还能独立于 Meta 接受另一套计算。

　　两种策略都在做同一件事——把陪审团面前那个简单清晰的叙事，公司设计了让孩子上瘾的产品，拆成一堆需要分别论证的小命题。每个小命题上，被告方只需要撒入一点合理怀疑，整个诉讼就可能崩塌。

　　这是产品责任诉讼里的经典打法。烟草用过，默克用过，强生用过。它们最终都输了，但都输得很晚——通常是在输掉第一个 bellwether 之后五到十年，经过数百亿美元的和解之后。

　　Meta 和 Google 的律师团对这个时间表非常清楚，他们的工作不是赢下这一场审判——他们知道这场审判的胜率不高。他们的工作是让这场审判变成一场昂贵的、耗时的、证据密集的战争，让后续一万个原告意识到：每一场都要这么打。

　　Kaley 是整场审判中最后一个关键证人。她走上证人席的时候，审判已经进行了五周。陪审团已经听了 Mosseri、Zuckerberg、工程师、精神科医生、Meta 律师翻阅的医疗记录，听了太多人来讲 Kaley 的故事。

　　这一天，她穿着一条粉色碎花裙和一件米色开衫，Lanier 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非常紧张。

　　Lanier 先带她回忆童年。Chico 的死胡同，主题生日派对，去 Six Flags 的旅行。然后话题转向社交媒体。

　　接下来的故事，陪审团已经从各种文件和证词中零散地听过了，但从来没有从 Kaley 自己嘴里，按照她自己的时间线，连贯地听过。

　　Kaley 说，自己六岁开始看 YouTube，八岁填了假生日注册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开始上传视频，一个接一个，到十岁之前传了 240 个。九个假账号，她一个人制造出好几个假的观众群来围观自己。

　　九岁打开了 Instagram，从此每一条通知都像电击一样穿过她的神经。在学校跑去洗手间，看手机，深夜躺在床上刷到凌晨。有一天，看了十六个小时。

　　她说社交媒体让我放弃了很多——我的爱好和旧的兴趣，它阻止了我交朋友。影响了她的睡眠，影响了功课，她曾经喜欢户外活动，后来不再出门。

　　Lanier 问到美颜滤镜。Kaley 说几乎所有她发在 Instagram 上的照片都用了滤镜——磨皮、瘦脸、放大眼睛。她说在开始使用滤镜之前，她没有经历过那些关于自己外貌的负面感受。滤镜里的自己和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不像同一个人。

　　几周前，陪审团看过那幅 35 英尺的拼贴画——数百张 Kaley 的铺满整个法庭——现在他们听到的是，照片背后那个人在描述每一张照片带给她的感受。

　　事前所有人都预期会看到一场激烈的对撞——大公司的律师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女孩发动攻击，但 Jones 的语气礼貌、尊重，她先向 Kaley 承认在一屋子陌生人面前谈论你的私人生活可能会让你不舒服。

　　她没有试图把 Kaley 变成反派，她甚至没有试图让 Kaley 不舒服。她知道这没用。Jones 选择的武器完全不同。她要做的是让 Kaley现在说的话和 Kaley 自己过去说过的话发生冲突。

　　她的依据是一个在心理治疗相关诉讼里反复被讨论的现象：记忆重构（memory reconsolidation）**。Kaley 在证人席上讲述的那个童年——被社交媒体毁掉的童年——是经过多年起诉准备、多年心理治疗、无数次复述之后的版本。

　　每一次复述都会细微地修改记忆本身。治疗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当事人对过去建立一个更能应对的叙事框架。而法庭需要的不是治疗性叙事，是事实叙事——两者未必一致。

　　Jones 手里拿着两样东西。第一样是 Kaley 自己 2025 年在证词准备阶段（deposition）的证词记录。在交叉质证过程中，Jones 将近 20 次让 Kaley 回看那份证词记录——每一次都指出她当天在证人席上的回答和一年前她在证词记录里说的话相矛盾。

　　当天 Kaley 说某件家庭创伤对她的心理健康影响不大或不是主要因素，而一年前的证词记录里，她说的正好相反。我尽力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我可能有时候说错了话，Kaley 这样解释。

　　第二样是 Kaley 自己多年前发布的社交媒体内容——那是没有经过治疗框架过滤的原始记录。而且恰恰，这些原始记录就存在被告方的平台上。Jones 播放了两段 Kaley 自己发的视频片段，里面能听到她母亲对她尖叫的声音。

　　Jones 还指出，Kaley 从来没有被任何医生或心理健康提供者诊断过社交媒体成瘾，没有任何治疗师让她限制使用 Instagram。整个成瘾的框架——原告案件的核心——不是临床专业人士的诊断，是原告律师的论证。

　　她不是观众席上的人。她是共同原告。她和 Kaley 一起把 Meta、Google、TikTok、Snap 告上了法庭。三年前她和女儿在这份诉状上共同签名的时候，她就知道总有一天会有某个律师当着陪审团的面朗读她过去对这个女儿做过的一切，但她仍然选择坐在那里。

　　医疗记录里那个对 Kaley长时间冷暴力、频繁辱骂的母亲，和 Lanier 描述的那个给女儿办主题生日派对、想尽办法限制手机使用的母亲——是同一个人。她在 Chico 一个人带大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差点没活下来，另一个现在正在对抗两家万亿公司。

　　医疗记录里那些句子是真的。Lanier 描述的那个努力的母亲，也是真的。这两个 Karen Glenn 是同一个人。

　　但 Jones 没有就此停下。她把时间线慢慢推进到 Kaley 六年级那段——那是 Kaley 开始自残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她和母亲的关系是什么样的？Jones 一点一点问下去。Kaley 的回答开始松动。最后，她承认了——在那段自残的时期，她的母亲对她确实存在身体和情感上的虐待。

　　和上午她那句她不完美，但她在尽力相比，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回答。同一个女孩，在同一天，在同一个证人席上，给出了两个版本的童年。

　　这正是 Jones 要的。她不需要 Kaley 崩溃，不需要 Kaley 变成反派，不需要 Kaley 说谎。她只需要陪审团看见：这个女孩对自己童年的叙述，连她自己都没法稳定地坚持一个版本。如果她自己都不确定是什么伤害了她，怎么能确信地告诉十二个陌生人——一定是社交媒体？

　　Jones 做到了她能做的一切。但有一件事她做不到：她没能让 Kaley 在法庭上看起来不像一个人。

　　Kaley 没有否认发生过的事情，她没有崩溃。她在交叉质证下松动、修正自己的证词、承认那些关于母亲的更难的事实——陪审团看到的不是一个证词崩塌的原告，是一个二十岁的、有裂痕的、仍然在消化自己童年的年轻女性。

　　她此刻在证人席上经历的挣扎本身，就是 Lanier 叙事的一部分证据。一个二十岁的人到今天还没法给出关于自己童年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版本，也许恰恰说明那个童年线 日，陪审团开始审议。

　　审议持续了超过 40 个小时，跨越 9 天。这是一个异常漫长的过程——说明十二个人之间有过真实的分歧。有些人可能觉得 Meta 关于家庭背景的防线有道理，有些人可能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犹豫。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Lanier 走出法庭，对等在外面的记者说，他本以为数字会更大，但我信任这个制度，他说，信任人们去评判什么是对的。

　　在他身后的走廊里，两个陪审员出现了。记者蜂拥上去。陪审团团长只说了自己的名字叫 Matthew，说他们在审议中尽力不让自己的情感和个人经历影响判断。

　　而且路上的弹药不会被收回。Haugen 带出来的那些内部文件——「明知故犯」的证据——已经在法庭上公开呈堂过了，它们现在属于公共记录。任何一个后续案件的律师都可以直接引用，不需要再偷一次，不需要再等一个吹哨人。Meta 自己的研究人员写下的那些句子，将在未来十年的每一场庭审里被反复朗读。

　　Kaley 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医疗记录里有家庭虐待的证据，有父亲的缺席，有姐姐的自杀未遂。被告律师在陪审团面前播放了她母亲对她尖叫的录音，而她选择了为母亲辩护。